世界杯赛制变化-Ming势不可挡，结果却意外

我是在一场秋雨里遇见阿明的,那时他刚满十六岁，书包带子松垮地挂在右肩，整个人像一株吸饱了水的植物，带着一股不管不顾的、向上冲的劲头，巷子口卖烤红薯的老人眯着眼说：“这孩子，脑壳灵光，将来是要做大事情的。”阿明听了也不回头，只是脚下的水花溅得更高了些。

阿明的“势”来得早，高一下学期，他忽然迷上了物理竞赛，仿佛一夜之间，课本里那些公式和定律都成了他掌心驯顺的鸟，别人要花三个晚上啃透的电磁学，他一个通宵就能在草稿纸上画出清晰的脉络，老师把压箱底的竞赛书借给他，他背回家，像背回一袋种子，然后在他那间窄小的、堆满旧杂志的卧室里，种出一片谁也看不见的森林，那段时间，他的眼睛亮得吓人，走路带着风，连校服袖口磨出的毛边都像是勋章。

全校都知道,高二（三）班的阿明要去省城拿奖了，他父亲在工地上逢人便说，他母亲把家里唯一一张书桌擦得发亮，仿佛那上面已经摆着奖杯，出发前一天，我陪他去学校拿准考证，黄昏的光斜斜地打在教学楼的走廊上，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，他忽然停下来，看着墙上自己的名字，说：“等拿了奖，我要去北京。”语气平静，像在说一件早已写进历史书的事。

可结果却没有按写好的剧本走。

考试那天,阿明迟到了，不是睡过头，不是堵车，而是他在考场外的台阶上，看见一个低年级的同学蹲在地上哭，那个同学的准考证掉进了下水道，铁栅栏的缝隙窄得只能伸进两根手指，阿明蹲下去，帮他捞了二十分钟，捞出来的时候，塑料壳已经裂了半条缝，但字还在，等他冲进考场，开考的铃声已经响过十五分钟，监考老师摇了摇头，按照规定，他不能进。

阿明就那样站在考场门口,手里攥着自己的准考证，雨水和汗水混在一起，顺着下巴滴在门槛上，他望着里面一排排埋头演算的头顶，忽然笑了，那笑里没有委屈，没有愤怒，只有一种奇怪的、如释重负的平静，他转身走了，把准考证折成一只纸飞机，从三楼的窗口扔了出去，纸飞机在风里翻了几个跟头，最后落在一棵梧桐树的枝桠上，像一朵白色的、不肯凋谢的花。

后来阿明再没提过竞赛的事,他照常上课，照常放学，只是书包里多了一本《庄子》，秋天再见面时，他正坐在河堤上读《逍遥游》，秋天的风吹动书页，他指着“举世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非之而不加沮”那一行，说：“你看，庄子早就说过了。”我问他后不后悔，他想了想，说：“如果重来一次，我还是会蹲下去。”顿了顿，他又说：“但‘势不可挡’这四个字，我终于懂了，它说的不是赢，是你在那一刻，敢不敢停下来。”

那一刻,我忽然觉得，阿明没有输，他的“势”没有断，只是拐了个弯，流向了一条更宽更深的河，那条河里没有奖杯，没有北京，只有一个少年，在雨里替别人捞出准考证时，捞起的那一点、比整个银河都亮的光。